成币值极大混乱，民间盗铸“恶钱”之风盛行，此方法在为唐军聚敛了一波财富的同时，却极大损害了铜钱的信用，民间纷纷将币值高的普通铜钱藏匿，专门使用新铸的大钱进行交易，使得市面上好钱绝迹、劣钱大行，成为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生动案例。后来刘宴主持废除大钱，使货币币值逐渐恢复正常，但由货币混乱造成的高物价经过数十年的消化才基本消弭。此外，钱荒问题仍未解决，最终盛世大唐依旧逃不过财政崩溃的瓦解局面。
到了两宋，商业发展兴盛，对货币需求量更大，“钱荒”也更加严重，中央的“经济学家”们明显吸取了新莽和唐朝的教训，不再仅用铸大钱这一种一眼能够识破的“小儿科”蒙骗民众，而是同时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掺杂锡或铅等贱金属。北宋末年，蔡京主持铸造“夹锡钱”，企图用相同铜料铸更多铜钱，其手段更不易发觉。不过“夹锡钱”质地较脆，铜的成色低，民间亦常常拒用。后来发明的“掺铅钱”也有钱币发黑、发脆等问题，无法完全蒙蔽使用者。
相比于掺假铜钱，北宋的另一项创举倒是切实缓解了货币危机——纸币，民间富商发明并联合发行的纸币“交子”被朝廷搬上了朝堂，通过发行纸币，既缓解了国家货币不足，又解了中央燃眉之急。但是，纸币诞生之始信用不足，用惯了金属货币的民众尚有疑虑，因此，朝廷采取“发行新交钞，回笼旧交钞”的方式支持纸币的信用，即次年用铜钱回笼上一年的旧交钞，同时再发行当年的新交钞，因此，交子这个历史书中高度赞扬的“世界第一种纸币”本质上是个一年期的短期债券。不过，债券亦有扩张货币量的功效，为日益困窘的北宋末年财政续了一口气，还打出五路攻夏、收复河湟、剿平方腊、北伐燕云等“回光返照”之战，直至交钞体系无法维系导致财政崩溃、王朝垮塌。
到了南宋形成以楮币（一种特殊树皮做的纸币）为主的货币体系，并形成了诸如“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盖楮之为物，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等早期信用货币政策理论，真正的纸币体系才初步形成，不过，一切随着北方战火和铁蹄的降临以及崖山的悲壮而灰飞烟灭，此后，中国本土再未诞生信用货币理论和完善的纸币体系。
明朝统治者面对钱荒，并未吸取蒙元统治者滥发纸币搜刮财富导致信用崩溃的教训，开国初始即不留准备金地滥发“大明宝钞”，且推行“只出不进”政策，使其迅速贬值，到王朝中叶信用已完全崩溃，士民基本弃用。如无意外，钱荒将再一次于王朝后期降临，并引发财政崩溃和旧王朝的土崩瓦解。但是，明朝统治很幸运地等来了“天然是货币”的贵金属——白银。
明朝的白银来源有三个：一是首次将云南纳入中央政府直辖，使云南银矿大量开采（我国版图中只有云南大量产银）；二是西、葡、荷等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用在美洲殖民地开采的大量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使白银巨量流入；三是日本石见银山的开采以及日本同中国的贸易，使白银大量流入东南沿海。据学者估计，仅1567—1644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就高达3.3—5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海量的“白银潮”涌入以及白银价值远高于铜的特性，为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使明朝的钱荒逐渐消失，并造就了“隆庆开关”的兴盛景象，也为张居正的全面白银化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明朝的白银潮一度造成国内白银通货膨胀，物价略有上升，彻底消除了历代王朝的钱荒困局。而明朝最终亡于小冰河时期的作物减产导致的胡马南下和流民潮，也使其成为第一个亡于“货少”而非“钱少”的大一统王朝。
清朝继承了明朝积累的白银，同时利用“广东十三行”继续向海外输送商品换取白银长达近200年，中华大地积累了海量白银作为基础货币，据推测，19世纪40年代，中央财政岁入8000万两，国家DP应在3—4亿两，全国存银应超过10亿两！丰富的白银储备使中华大地基本摆脱了钱荒困扰，甚至由于商品经济兴旺诞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不过，随着装备精良的侵略者到来，我国独立发展的历程彻底结束，面对政治、经济、军事均高一筹的列强，中古时期部落制的满清帝国不堪一击，屡屡支付巨额赔款，也无力阻止洋鸦片、洋货泛滥，使中国积累近500年的海量白银，在短短50余年内就全部赔了出去。而随着白银流失、货币枯竭，中国也重新变得一贫如洗。清朝的崩溃也宣告了以贵金属为基础的旧货币体系在我国的彻底结束。
此外，其他文明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等大国也同我国一样饱受货币量不足的困扰，乃至最终崩溃灭亡，其手段也同我国铸大钱、掺假、发行纸钞类似。因此，古代社会的困局和货币领域的治乱循环，也只有到现代纸币和信用货币体系出现之后，才能得到根本的缓解了。
此时还是数万年前，货币这种东西刚刚兴起，尼国便已经饱受钱荒的侵袭，输送给哥方、曼方的铜器交付日期不断延后，只为将海国全部的铜产能都用在铜钱上，听说海宁已经派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