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专利制度绞尽脑汁的同时，随着尼国各项事务彻底步入正轨，首宝柱、佘向纯、员柯明等一干大员能够完全按照制度维持政务运转，进而推动整个“庞大”（相比原始社会部落而言）的王国向前发展之时，作为甩手大掌柜的我，在思考影响国家发展更长远事务——比如刚刚确定的专利制度——的同时，亦开始思虑“千年大计”乃至“万年大计”。而拥有后世记忆的我，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便是“王朝周期律”。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古中原三百年一大劫……”
“胡人无百年之运……”
……
这些前世的话时常令我从梦中惊醒，看着身边熟睡的古丽——现在她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我身边睡了，一个幼小的生命正在古丽腹中开始逐步成型——而王后怀孕的消息除了令举国狂喜，更令我不得不开始飞速思考整个国家的万世之谋，再次思考治乱循环之本源问题。
自上次同首、佘等人讨论治乱循环本源，并弄懂了人口发展和土地限制这一对矛盾后，时隔许久，又一个重要的思考开始摆上日程——尼国的赋税制度。
赋税制度是世界各国历朝历代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关乎国家命脉。在我的前世，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经历了农业时代的井田制、税亩制、租庸调制、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等，外加非农业制度中的火耗归公，以及现当代的分税制改革。研究古代税制沿革最重要的理论当属“黄宗羲定律”。伟大的“明末三贤”之一，大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这个“积累莫返之害”，即历代的税赋每经历一次改革，负担就加重一次，而且无法由重税退回到轻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在他的文章《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称为“黄宗羲定律”。
从古至今，我国的税收在形式上都分为农业税、其他经济税、人头税和徭役四种，在职权上都分为中央税与地方税。在汉代及以前，由于经济以农业为主，大致按照农业税、非农业税（其他三种）来划分税制，中央征收农业税，地方征收非农业税——“山泽渔猎之税”，除了汉武帝为北伐而收盐铁税归中央，基本都按此划分。
到了唐朝，由于货币量增加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商业繁荣，国家税制也审时度势，形成了经济税、人头税和徭役三足鼎立的“租庸调制”，租即经济税（农业、手工业、商业税），按比例征收；庸即人头税，按人征收，租归中央，庸大部分归地方。而徭役一项，除国家必备的军役、营筑宫室等少数徭役外，均由地方主要征发，用以修筑地方道路、桥梁、城墙、水利等。以后历朝历代基本都按此三个部分征收税赋。
可以看到，三个部门税赋中，只有“租”是相对公平合理的，因为基本按照年产出比例征收，穷者少收、富者多收，若绝收到一定地步还可以免除。古人无疑早就清楚比例税的先进性，有助于延缓困扰历代的土地兼并和“贫者愈贫富者越富”的趋势，为王朝延缓寿命。但是，比例税的缺点在于繁琐，以农业税为例，一是要精确统计天下田亩数以及各县各乡田地的归属，方能确保税收的上来。二是要判断其产出，尤其是田地，需划分为肥沃的和贫瘠的（即上田、中田、下田）。在没有会计、审计的古代，统计全国田地数和肥沃程度，以及弄清归属，对于各县来说都是浩大的任务，因为土地数量会随着开垦新地和灾年抛荒不断变化，而土壤肥沃程度更是每年都变化较大，产出极不稳定。直到明朝，通过“鱼鳞册”等县级田亩制度的确立，以及国家太平滋生人口导致无新田地可开垦，才基本确定下来税基，这也是一条鞭法能够成功实施的基础之一。相对于比例税“租”，“庸”和“调”则显得很落伍。其中，作为人头税的“庸”，无论产业多寡的人均需缴纳数额相同，其危害无需赘述。而徭役一项既有人头税平均之害，而且还有扰民之害，且临时征发的役夫还有专业性差、服役效率低等弊端。
因此，历朝历代围绕赋税制度改革，无数政治家、改革家努力的方向都是以租庸调的弊端为基础。一是尽可能将人头税并入经济税，使单一税变成更公平的比例税，代表是唐代变“租庸调”为“租调”制，以及明清摊丁入亩等。二是尽力将徭役货币化，然后用征收的货币雇佣专业人员进行各项建设，代表是宋朝的募役法、明朝的免疫钱等。三是尽可能厘清田亩数量和归属，为比例税制建立良好基础，代表是宋朝方田均税法、明朝一条鞭法等。
历朝历代仁人志士对于税制改革不可谓不努力，但是仍然不断出现“积累莫返之害”，即每次改革初始时期都可以厘清旧税制，将不合理的单一税并入比例税，改革徭役制度，让百姓暂时得利。但过了几十年，赋税逐渐又加重，之前废除的单一税税种又以各种“加派”形式凭空冒出来，而徭役方面除了缴纳免疫钱以外仍需服役，这就使得百姓承担的税赋进一步增加，从而引发下一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