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赵阳和李燕的这桩婚事，李家当初就极力反对。
80年代上海小姑娘的择偶标准讲究“三高五员”，三高指的是：长得高，学历高，收入高；而五员则是：相貌像演员，收入像海员，身份是党员，身体运动员，在家服务员。
当然这只是坊间的玩笑话，但却依然能从中窥得当时上海婚恋市场的冰山一角。
赵阳虽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外貌条件也非常不错，但他有一个彼时绝大部分上海女方家庭都难以接受的硬伤——父母早逝。
没有双亲，就代表没有帮衬，无法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上施以援手。
加之赵阳本就不是出生在大城市，老家县城那除了有一间根本不值钱的土房，就是一大堆“穷”亲戚。
就算他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进入了新华社工作，但这种体制内的岗位都面临着收入不高、晋升缓慢的缺点。
按照阿红的说法就是：别看赵阳乓乓响一个大记者，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里三百天不着家，但其实还没上海一个普通卡车司机挣得多。
相反李燕的家境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比下还是绰绰有余的。
她的父母都是铁路系统的职工，工资一般但福利待遇极佳。
在新康里弄堂绝大部分小楼都需要挤进四五户人家甚至更多的时候，李家就能独占一户，居住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渥的。
李燕和哥哥李国伟的童年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但两兄妹的成长经历却大相径庭。
一个品学兼优，成绩名列前茅，全国恢复高考后顺利考入人大，成为了弄堂里人尽皆知的“出息女儿”。
另一个则只能用平庸来形容，初中勉强毕业后就进入社会，在货运站、汽修厂当过多年学徒，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若不是靠着父母的老关系在国营饭店当了个服务员，李国伟很难说有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更不要提娶妻生子的事情了。
相对丰厚的物质条件基础让这一家人的生活始终波澜不惊，所以很多价值观上的矛盾也在平和的日常中被悄然忽视。
随着李父李母的日渐年迈，随着泼辣计较的阿红嫁入家门，随着李燕为了赵阳执意要留在北京工作。
保持了很多年的平衡被骤然打破，争执与算计在这栋近百年历史的石库门小楼里愈演愈烈。
在如此背景下，赵阳作为毛脚女婿的第一次上门之旅显然不会顺利。
纵使已经按照习俗痛下血本准备好了上门“四大件”，也就是金华火腿、两条中华牌香烟、一只奶油蛋糕和两瓶五粮液。
但刚进门的赵阳依然被阿红使了个下马威。
这位嫂嫂拿着个簸箕和扫帚站在客堂间外的小天井里，把地上的灰弄得到处都是，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说要把“脏东西”都扫出门去。
李燕当时就想发飙，但却被赵阳拽住，他没爹没妈，从小受到的白眼不计其数，对人情冷暖更是习以为常。
门不当户不对本就是事实，只要能顺利娶到老婆，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但赵阳似乎还是低估了自己的不讨喜，一场原本应该其乐融融的饭局始终以非常拧巴的状态进行着。
就好像一般为了接待毛脚女婿，丈母娘一般会端上来一碗“糖汆蛋”，其实就是荷包蛋加白糖或者红糖煮。
碗里有几个蛋，就代表对女婿有多喜欢。
而李母准备的“汤羹”里去只有糖水没有蛋，这几乎已经是打了明牌，表示我们家不欢迎你这个女婿，也不打算为你们这段感情送上祝福。
这在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上海家庭极为罕见，加之饭桌上没有熏鱼也没有酱鸭，更不要提什么红烧蹄髈和松子桂鱼这样的硬菜。
清汤寡水，索然无味，也让李燕一家的态度不言而喻。
这次的经历给赵阳带来不小的“创伤”，就算后来李燕以断绝家庭关系相逼让两人结了婚，这根名为“屈辱”的刺还是深深扎在了他的心里。
李燕深知赵阳骨子里的要强，也明白断无可能和睦相处，所以才会在大学毕业后坚持留在了北京工作。
相隔千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探望联系，很多矛盾也就渐渐藏了起来。
瑶儿的出生所带来的喜悦更是冲淡了生活里的磕磕绊绊，一度让李燕忘记了自己结婚当天嫂嫂阿红所说的那些“难听话”。
她原本以为能够一直这样安稳下去，让时间冲淡父母兄嫂的偏见。
但当赵阳接下了远赴南极的任务，自己还在生完孩子后的恢复期，襁褓里的瑶儿又嗷嗷待哺。
各种困难接踵而至，回来依靠家庭和亲情似乎成为了李燕无奈之下的最佳选择。
但人心的恶又岂是她能想象。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让小妹每天帮着一起照看早餐店，这样一来可以贴补下家用，二来也能让我腾出手来多辅导小飞的功课。”
阿红在晚饭桌上提出计划的时候，李燕甚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从李国伟在国营饭店当上服务员后，阿红就想着办法想从这个肥缺岗位上再捞点油水。
恰好有次店里改造，在侧面多出了半个门面，领导便把